watchfootball的博客

        有人说，人生是一本书，老年是他（它？）的封底，一本书读完了，何必在乎他（它？）的封底呢？这话刚听觉得有理，细品起来，就发现不对。中国人，尤其是有些影响的中国人，众人在回顾他（们？）的时候，常常只看一个点，而不是一条线。比如，人们看袁世凯，就记住了他当了83天皇帝，至于他其他种种好处或坏处就无暇顾及了。人常常在最关键的事上定格，那个造型将永不改变。

        20世纪30年代，日本入侵中国，他们也许从中国“以夷制夷”的策略受到记性，对中国要“以华制华”。也就是用中国人统治中国人。而这个中国人又不能是一般的官员或富翁，必须是过去当过首脑，有些威望的人。北洋军阀头目，便成了他们争取的主要对象。而结果却大大出乎他们意料。

        徐世昌的名字现在许多人已经很陌生了。因为他没有突出的政绩，也没有昭彰（明显、显著）的劣迹。但他确实当过几年中华民国的总统。七七事变后，汉奸王克敏曾以师生之谊前来拜会，企图拖徐世昌下水。徐闭门不见，并向人表示“我没有这样的门生。”曹汝霖也出来充当说客，声称徐如能出山，和日本订阅亲善条约，日本即可撤兵，徐以年老婉辞。曹告辞后，徐对门房说：“以后曹若再来，就说我不在家。”一个姓金的学生劝老师不要失掉千载难逢的机会，徐以年老多病推辞，并怒斥金曰：“你太浑。”金也反唇相讥地说：“老师才浑啦。”徐闻金出言不逊，不禁潸然泪下，伤心地说：“想不到我这个年纪，又碰到这一场。”言罢，拂袖上楼，并从此装病，闭门谢客。

        我们再来看吴佩孚。1937年日寇占领北平后，要建立傀儡政权，看好一文一武两个人。文的是汪精卫，武的就是吴佩孚。汪精卫答应合作了，从中国战时陪都重庆逃到河内，但一直在日本眼皮底下的吴佩孚却沉默如山。对汪精卫，他曾回过信：“公果能再回重庆，通电往来可也。”言外之意，你只要还在日本占领区，就别来烦我。日本人还越俎代庖地为他安排过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尚未开口，中外记者们已经读到了日本人代写并打印好的《吴氏对时局的意见》。“意见”称：他已决定参与“和平运动”。一身中国绅士装束的他，放下打印稿，一字一句地说：惟“平”乃能“和”，“和”必基于“平”。本人认为，中日和平，唯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自华北撤兵；二、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之完整；三、日本应以重庆（国民政府）为全国议和和交涉对手。

        怕在场的日本人听不懂，他厉声令秘书“断乎不可更改”地将自己最后的“政治宣言”翻译成日语。不久，吴佩孚意外地被饺子馅里的骨碴硌伤了牙，两腮红肿，疼痛难忍。于是，华北伪政权的军事首领齐燮元和一位担任特务机关长的少将带日本军医延长和护士匆匆赶来，对他进行治疗，短短十天，他就去世了，进在1939年12月4日。

        段祺瑞因为制造了三一八惨案被鲁迅好一顿声讨（《记念刘和珍君》就因此而作）九一八事变后被日本军方列入了“合作者”的花名册。日本人巴望着曾是中国头面人物的老段出面组织华北伪政权。老段虽有亲日恶名，却未同异国入侵者接触过。倒是他的老友和部下有向个耐不住寂寞，当了汉奸。为了不让一位有影响的前国家领导人为敌寇所挟，蒋介石写亲笔信，恳请“芝泉老”南下。当69岁的段祺瑞抵达南京浦口时，不光在京的少将以上的军人集体过江迎迓（音：亚，迎接之意），蒋介石本人也亲自到码头恭候。享受国宾级待遇的老段，当即对记者发表了对时局的书面讲话：“当此共赴国难之际，政府既有整个御侮文句和办法，无论朝野，皆应一致起为后援。瑞虽衰年，亦当勉从国人之后。”后来他从南京移居上海，有记者登门采访，他铿锵作答：“日本横暴行为，已到情不能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只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备战，合力应付，则虽有十个日本，何足畏哉？”

        曹锟在历史上名声不好，为了过把总统瘾，不懂大把花银子贿赂选举者，留下了“贿选总统”的恶名。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华北沦陷。曹锟的老部下纷纷落水，出任汉奸政权要职。日本侵略者还千方百计地拖曹锟出来当俘虏，年迈的曹锟却在刘夫人的劝导下，立誓宁肯喝稀粥，也不给日本人办事。日本人碰壁后，派出已当上伪“华北治安军”总司令的齐燮元前来叩门，曹锟夫妇让家人把他关在门外。接着河北省省长高凌蔚又奉日寇之命来访，曹锟一见，脸色陡变，大声吼道：“你给我滚出去，以后不许你登曹家的门！”吓得高凌蔚浑身哆嗦，被几个侍从驾（哈哈，这个字错得真可笑！）着慌忙溜走。

        日本人打主意最早的莫过于东北王张作霖，最有戏剧性的也是这个土匪出身的张作霖。

        某次，张作霖出席日本人的酒会，酒过三巡，一位来自日本的名流，力请大帅当众赏字，他也许知道张作霖出身绿林，识字有限，想当众出他的丑。但张抓过笔就写了个“虎”字，然后题款，在叫好声中，掷笔回席。那个东洋名流瞅着“张作霖手黑”几个字笑出声来。随从连忙凑近大帅耳边提醒：“大帅写的‘手墨’的‘墨’字，下面少了个‘土’，成了‘黑’了。”哪知张作霖一瞪眼睛骂道：“妈了个巴子的！俺还不知道‘墨’字怎样写？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这叫‘寸土不让’！”在场的中国人恍然大悟会心而笑，日本人则目瞪口呆。

        大元帅府的电报处处长周大文回忆说：“1928年5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求见张作霖，张将芳泽晾在客厅，自己在另一间屋里大声嚷着说：“‘日本人不讲交情，来乘机要挟，我豁出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出卖国家的权利，让人家骂我是卖国贼，叫后辈儿孙也都跟着挨骂，那办不到！’”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某次为中日交涉，曾向张盛气凌人地说道：“你要真不接受的话，日方当另有办法。”张乃反唇相讥地答道：“怎么说？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难道又要出兵吗？我姓张的等着你好了。”说完话，起身送客。

        在张离开北京之前，芳泽仍去纠缠张作霖，逼他正式履行“日张密约”的手续。对这种趁火打劫的行为，张作霖非常气愤，拒绝在芳泽送来的文件上签字。1928年6月4日当他的专车开到皇姑屯附近时，日军按动电钮，张作霖的蓝色铁甲车被炸得粉碎。

        一代有血性的中国军人，就这样向国人和历史交上了最后的试卷，为自己书写了最后的光荣。

        有人可能觉得奇怪，从哪个角度看，他们都是最迈出那可耻一步的人，而他们却坚守了人生的底线。这是怎么回事呢？

        人生有大是大非，卖国不卖国就是大是大非，他们在大是大非面前决不含糊；人生有做人的底线，不当汉奸就是一个底线，谁当了就会留下千古骂名，而他们守住了这个底线。

        孔子说，老年戒之在得（见《论语·季氏第十六》：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其实人的一生都在想得，得什么呢？得权力、得金钱、得美女、得名声。这些东西诱惑实在太大，想戒实在太难。尤其是权力，诱惑力更大。就像唱词中说的：宁可少活十年，不可一日无权。男人们整天争争斗斗打打杀杀，不就是为了一个权吗？有了权，也就有了钱，有了钱和权也就有了美女。无怪乎有些人已经卧床不起了，还惦记着权力，有些人已经病入膏肓了，还把权力不放。    

    上面提到的几位本来已多从权力的高峰退下，他们尝到过权力的甜头，就像吸大烟的人，对大烟有一种依赖。可他们面对日本人送上的“权力大烟”能断然拒绝，这需要多大的定力。他们心理清楚，这种选择是要付出代价的。接受了，就是荣华富贵；拒绝了，可能就有生命之虞（忧虑之意）。但他们依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拒绝。我们由此知道，这世上还有比权力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大是大非，那就是做人的底线。

（写得很煽情，但其中故事是否确有其事还需要进一步考证。在考证之前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可以，但若由此评价其中人物尚不足令人信服。判断一个人，尤其是历史人物，断不能根据几件事来得出结论。本文中的人物也许确实最终没有和日本人合作，但他们是否如文所说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拒绝”，尚有疑点。）